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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新学第一家——新算学社

作者:线上赌球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3年05月02日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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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湖湘新学第一家——新算学社,金属网山猫蜂虿作于,睡袍阒无人声列车时刻。

 

新算学馆属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学校校园中心位置。据《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一书介绍,“中国近代之科学技术团体,当首推湖南浏阳算学社”。

新算学馆原名“奎文阁”,为文庙附属建筑物,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进一步沦为外国列强的殖民地。时值一批救亡图存的志士仁人愤而发起维新变法活动。1897年,谭嗣同、唐才常、欧阳中鹄等人借奎文阁兴办起湖南近代第一所兼学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校——“新算学馆”,设立算艺学堂,以推动维新变法运动。《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载明:“本馆之设,原以培植人才,期臻远大,并非为诸生谋食计。算学为格致初基,即培养“诣极精微,终身亦不能尽。”规定浏阳算学馆的教育宗旨,即培养“诣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学堂被迫关闭。新算学馆虽开办一年,却起了“为一邑风气”的作用。该学堂坐西向东,砖木结构,二进五间,硬山顶,小青瓦屋面,封火山墙,三合土地面。房舍前坪开阔,有香梓大树数十株,枝叶茂密,四周植有多种树木,环境幽静宜人。

二OO四年上半年,学校投资四十多万元,由湖南大学古建筑研究室进行设计,对新算学馆进行全面维修,现已改造了谭嗣同纪念馆和学校校史陈列馆。

 

 

 

谭嗣同生平介绍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浏阳人。好任侠,喜剑术。从学于欧阳中鹄,博鉴群书,好金文经学,喜《船山遗书》,兼习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著作,对魏源,龚自珍甚为赞赏。曾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游历直隶、陕甘、晋、鲁、豫及大江南北等省,观察风土,结交名士。发挥王夫之“道不离器”学说,提出“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为变法提供理论根据。中日甲午战争后,在浏阳创立算学会,倡我国学会之先河。提倡新学,开湖南维新风气。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从父命捐监为江苏侯补知府,供职南京。期间向杨文会习佛学。著《仁学》一书,提出“以太”是世界物质本源;尖锐抨击封建“纲常名教”,要求“冲决”一切“罗网”,痛斥封建君主是独夫民贼,专制制度是罪渊薮;提出改官制,开议院等变法主张。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等设立时务学堂,兴办新算学馆筹办各项新政。次处又倡设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团结维新志士,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激进派。是年8月,得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奉旨入京,以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后党密谋政变,为保光绪帝,他夜访袁世凯于法华寺,请其举兵相救。袁阴向荣禄告密,政变遂起。9朋25日被捕,28日与林旭等六人同时被害,世称“戊戍六君子”。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与算学馆

 

谭嗣同短暂一生的思想变化,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分界,可分为两期。前期的谭嗣同作为高干子弟,无衣食忧,十年漫游大江南北,结交豪杰奇士,钻研传统文化。甲午战争的惨败,使谭嗣同大受震动,思想也急剧转为激进,成为维新变法派的重要一员,而且谭嗣同开始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筹办学校、团社、报纸,谭嗣同倡立、发起、组建的各种学校、团社有算学馆、强学会湖南分会、金陵测量会、戒缠足会、农学会、湖南不缠足会、延年会、群萌学会等,对维新思想的普及与发展有着极大的贡献。算学馆兴办是甲午战后谭嗣同最早从事的教育活动,笔者作为谭嗣同先生坚定不移的崇拜者,作本文旨在搜集整理谭嗣同此间活动资料及教育思想。

(一)谭嗣同与数学

在近代中国思想家中,谭嗣同是非常重视数学思想的一人。谭嗣同认为,近代科学的兴起,与数学思想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不自测量而得,故无诸学无以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又蘼所附丽,层台寸基,洪波纤受,势使然也。”不仅科学如此,谭嗣同进一步认为,论事办事也不能缺乏数学思想:“算学即不深,而不可不习几何学,盖论事办事之条段在是矣。”

谭嗣同自己说:“嗣同少即引为深病,睹西书,独酷嗜若性成,求通算术亦未尝去诸怀。”由此可见谭嗣同对数学确实下过不少苦功,他曾钻研过不少数学书籍,象《算法十书》,《梅氏历算丛书》、《几何原本》、《数理精蕴》、《中西算学大成》,1896年,傅兰雅与华蘅芳出版了新译的概率论著作《决疑数学》,谭嗣同即托友人到上海代购,并且购买三角、对数、开方用表及及立体几何模型。虽然谭嗣同并未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然而他能够自觉地接受西方科学新技术,尤其是注重最基本的数学学科,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可算是极富有见识了。

由于谭嗣同对数学的重视,所以在其代表作《仁学》一书中,谭嗣同将数学思想引入其中,仿照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思想,将全书的论述归结于二十七条公理,这就是《仁学》一书中的“仁学二十七界说”,这在当时的学术界中,也只有康有为的《人类公理全书》中,用过类似的方法。谭嗣同重视数学思想的另一体现,就是积极倡立浏阳算学馆。

(二)倡立算学馆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割台湾、赔巨款,令爱国志士悲愤不已。谭嗣同写道:“悲愤至于无可如何,不得不以达观处之。……及见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宜乎台湾之民,闻见弃之信,腐心切齿,以为恩断义绝,开辟以来,无忍心如此者。”

从曾左李时代始,中国到甲午战争之前,也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无法使国家强大到对抗日本呢?谭嗣同断然否认洋务运动的实际效果:“冤乎,中国虚度此数十年,何曾有洋务?亦岂有能讲之者?虽有轮船、电线、枪炮等物,皆为洋务之枝叶,且犹不能精,徒奉行故事虚糜帑项而已。”谭嗣同认为中国所作所为,不过是旁枝末节,而且学人思想顽固守旧,排斥新思想,成为发展洋务的极大障碍:“清流养望,以办洋务为降志辱身,攻击不遗余力,稍知愧耻者,至不敢与办洋务者通往来,于是惟下贱无耻不恤声名之人,然后甘心为此。”,谭嗣同慨叹道:“人才安得与?洋务安得有效乎?此皆士君子引嫌自高,不务实事之过矣。”

谭嗣同形成了自己一套逻辑:“故议变法必先从士始,从士始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然后人材不可胜用,人材多而天下始有可为矣,舍此无出身之路,斯浮议亦不攻自破矣。”所以育人才,开实学是谭嗣同认为最急需下手的事情,而实学又脱离不了数学知识,所以谭嗣同将实学的教育落实在开算学馆,培养数学人才。谭嗣同在致其师欧阳中鹄中写:“故儒生益不容不出而肩其责,孜孜以教育贤才为务矣,此议立算学格致馆之本意也。”

与谭嗣同有相同想法的,还是其好友唐才常、刘淞芙,当时唐才常和刘淞芙就读于两湖书院,唐才常比谭嗣同小二岁,以前同在欧阳中鹄门下,与谭嗣同交情非同一般。当时唐才常经常与谭嗣同讨论时局,慢慢一起形成办实学、育人才的想法。唐才常与刘淞芙二人回到家乡浏阳时,将其想法告之乡人,然后得到的反应是冷冷淡淡,当时浏阳仍是一个思想相当守旧之地,学子们依旧沉浸在学圣贤书中,无人理解两人的做法。

此时谭嗣同想起了其恩师欧阳中鹄,欧阳中鹄也是浏阳人,在当时也算是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士,欧阳中鹄门下青出于蓝,谭嗣同与唐才常都成为一代伟人。欧阳中鹄在浏阳颇有名望,而且思想开明,再加上师承关系,谭嗣同试图通过欧阳中鹄来影响浏阳的士绅阶层来支持其开设算学馆的计划,于是谭嗣同给欧阳中鹄写了一封长达两万多字的信,阐述其对时局的分析以及开办实学的思想和倡立算学馆的计划,建议将浏阳的南台书院以部分经费兴办算学与格致。这封信是研究谭嗣同的一份重要原始材料,也是谭嗣同重要著作之一。欧阳中鹄收到谭嗣同的信后,非常的欣赏,在信中作了二十七处批跋,并且将谭嗣同的信与其批跋一起刻印为单行本,名为《兴算学议》。除了致信欧阳中鹄外,谭嗣同又写信给另一位恩师涂大围,也得到涂大围的支持。

除了寻求学绅的支持外,办学经费的筹集也是当务之急。邹岳生为算学馆筹集六百千钱,这笔钱仍然嫌少,谭嗣同精心筹算了算学馆一年的开支:租赁馆地每年需二十千钱;聘请总教习,二百千钱;聘请数学教员一人,一百三十千钱;供应学生伙食费,每人每日四十钱,年一百四十四千钱;雇厨役、杂役各一人,每年工钱与伙食费五十九千钱;总教习与教员的年伙食费二十九千钱;剩余十七千钱作为平常一些开支。以上的开支还不包括买书的费用,谭嗣同拟设法捐助。

谭嗣同亲自为算学馆撰写《开创章程八条》与《经常章程五条》。《开创章程》主要是开创算学馆的经济开支预算,以及聘雇招生人数。《经常章程五条》,详细规定总教习、教员、学生以及杂役的职责与义务,此《经常章程》,饱含谭嗣同对学子求实学、做实事的切切期望,此中思想,待后详述。

由于经费所限,原来谭嗣同设想的算学馆,是只有十名学生的小学馆,由于欧阳中鹄的支持,建议将原来浏阳的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扩大算学馆的规模。然而此事在浏阳遇到极大的阻力,这其实早已在谭嗣同的料想之中。谭嗣同愤愤地写道:“时方目不谈洋务为正人,益挟以骄视当世,至是恶夺其所挟,首起出死力排击。”当时有这么一件事,可以看出保守力量的强大,湖北有一个学习工科的考生,叫陈长权,参加科举考试考取甲科,依清代规矩,还要参加廷对,陈某考虑到自己的学问没有胜人之处,所以便投朝廷所好,在廷对时大肆攻击洋务之学,结果竟然得到朝廷的欣赏与录用。

为了排除地方阻力,谭嗣同会同唐才常、刘淞芙、涂质初、罗召甘等人,上书湖南学政江标,以谋以江标的支持,上书由刘淞芙起草,在《上江标学院》文中,提出算学馆立馆宗旨:“为创立算学拟改书院旧章以崇实学事:窃以为算数者,器象之权舆;学校者,人材之根本;而穷变通久者,又张弛之微权,转移之妙用。”并认为:“无诸学无以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又靡所附丽,层台寸基,洪波纤受,势使然也。”“窃以为天下大计,经纬万端,机牙百启,欲讲富强以刷国耻,则莫要于储才。欲崇道义以正人心,则莫先于立学。”

江标对谭嗣同等人倡立算学馆之事极为赞赏,批文道:“浏阳城乡五书院,旧皆专课时文,近拟将南台书院永远改为算学馆,与四书院文课相辅而行,业有专长,学求实用,振今稽古,事创功先,循览禀词,实深嘉尚。”并对创立算学馆一事予深刻期盼:“尚望不避艰难,力求振作,当仁不让,后效无穷,本院有厚盼焉。”

当时正值一年一度的会试时间,江标的批文一出,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以反对洋务、标榜正统的学子文人一片哗声,对浏阳算学馆一事大不以为然,诋之为妖异,坚决与之划清界限,并且相互告诫抵制算学馆的余毒。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湖南学政的江标表现出其开明的一面,对于会试中的试卷,只选取其中切合时务者,对于迂谈腐论的儒生,则坚决弃而不录取。江标对新学的态度,使得儒生们对于新学的书籍,也不得不稍加重视而阅读。作为算学馆最初提倡地的浏阳,学子们更加感到欢欣鼓舞,之后浏阳每年参加算学洋务的会试人数,在湖南各州县中推为第一,这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对数学教育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然而虽然有江标学政的支持,算学馆的筹办仍然遇到许多困难。江标致信浏阳知县,准允将南台学院改为算学馆,但是在浏阳,当地的士绅仍然持反对意见,使得算学馆筹办之事,一再拖延,加上官府办事效率低下,文书往返占用了许多时间,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也竭力邀请当地士绅长者,从长计议,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后,总是取得了进展,筹备工作渐渐就绪。

然事情往往一波三折,就在算学馆筹备就绪之时,浏阳县发生了罕见的旱灾,谭嗣同记到:“不料本年旱魃为虐,收成奇歉,灾民失业,振抚维艰。某等忝在胶庠,粗知大义,念饥溺之由己,何忍聊复弦歌。夫分人以财,力或未逮,而移缓就急,义在则然。”因为赈灾,所以将南台书院(当时尚未改为算学馆)停课一年,将学院的资金,全部捐献给赈灾局,以作为赈灾的用款,这样,算学馆的筹办,又不得不暂停。

尽管浏阳算学馆因故一再延迟开办的时间,然而却对开拓湖南学界新风气,有着极深刻的影响。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见到谭嗣同的《兴算学议》,大为赞叹,他写信给欧阳中鹄,对谭嗣同予极高的评价:“谭复生书粗阅一过,其识度、才气、性情、得未曾有。侍居节府数年闇然无闻,尤为可敬。惜某失之交臂,为内疚耳。”陈宝箴下令将谭嗣同的《兴算学议》刻印一千本,发给湖南各地的书院,对湖南书院教育的转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浏阳算学馆开办思想的影响下,湘乡东山书院率先改为专授算学与格致,整个湖南的教育渐渐转向实学,湖南也慢慢地从全国最保守之地转变为维新先锋。

由于赈灾工作,算学馆被迫暂缓开办,然而代之而起的是各种数学学会的兴起:算学社。算学社最早是由欧阳中鹄纠集十余同志发起,聘请晏壬卿为教师,之后算学社也迅速发展扩大,谭嗣同记:“现今风气大开,人思自励,忽值停课之举,遂各纠合同志,自立算学社,精研算学,以备下年考取入馆。在本城中已成三社,余城乡续议结社者,尚纷纷未已。”谭嗣同对算学社的社会影响作了肯定的评价:“算学社之效已大著,风气已大开。”所以算学社的成立,可以说是算学馆的先声。

(三)算学馆的创立与终结

1897年,赈灾之事结束,算学馆开办之事就绪。谭嗣同在上陈宝箴书中,策定算学馆的八项章程,而欧阳中鹄业已通过种种渠道筹得巨款,因此决定单独设立算学馆,新的算学馆选址在浏阳奎文阁(现在浏阳一中校内),原先策划改为算学馆的南台书院继续保留,但是课程也作了极大的调整,授课内容增加算学、舆地、历史等学科,南台书院的一部分经费也划归算学馆。

谭嗣同为算学馆注入许多心血,使得算学馆成为近代较早传播西学的一个新型学堂。算学馆的章程基本上是采用谭嗣同草划的章程,该章程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教育的优点,又采用了西方学校方法,独具特色,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之一。以下略述算学馆的教学思想:

算学馆的宗旨。“本馆之设,原以培养人材,期臻远大,并非为诸生谋食计,算学为格致之初基,必欲诣极精微,终身亦不能尽。”这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兴学校、育人材”的初衷是一致的。

教学思想。谭嗣同认为,学乃是为了致用,“即论西人致学,自算学始,不自算学止。”因为志向是非常重要的,“诸生为学,当先立乎其大者,重伦常,慎言行,崇礼义,尚廉耻。而于所业则勿忘,勿助长,无欲速,无见小利,知及仁守,富有日新,然后体立用行,推己及物。”学生应当体用一致、知行合一,学算学目的在于 “推己及物”,有益于社会民生。具体教学过程中,视学员知识深浅,分为“正课”与“副课”,即分班上课,但是每班的学员并不固定,视学员学习情况,每月班次均有调整。“每月功夫进退,班次随之升降。”同时要求学员要博学多闻,关心时政:“肄业生每日除学算外,所余时刻尚多,应时常温习经史,阅看各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同时非常重视学员的道德情操修养,“诸生务宜平心和气,互相切磋,其功力较浅者,须执谦德,向胜己求益,胜己者亦当倾诚相与,去其骄吝。”算学馆还十分重视纪律,对于学习、作业、请假、留宿客人等都是明确的规定,违反规定超过一定的次数,则开除其学习资格。另外,算学馆的作息与采用与西方相同的七日制,“特与西人之礼拜同期者,盖预备他日办理中外使务、界务、商务、税务诸交涉事件,可使事同一律。”作息时间,仍然立足于实际事务的目的。

谭嗣同还很重视学员的实践能力,在《经常章程》中写:“试办一年之后,生徒于算学之浅近可见诸施行者,惧已精熟,可将本县所存前后膛各种枪炮借令用测量法施放。某种枪炮速率、击力及某度之抛物线若何,即逐种绘图列表,以备他日应用。兼令演习测绘行军草图之法。”谭嗣同的规模还不局限于此,对算学馆,他是有着很大的抱负,他还设想把算学馆办成当地的农桑新法试验基地,他建议算学馆试验养蚕、水利及耕种新法,然后“将新法刊布,并面授乡民”。算学馆还应当成为发展实业、与实业相结合的新型学校,利用实业发展算学馆,然后“再议添聘教师,购办精器,讲求地学、化学,以集股开矿。矿务兴,则汽机制造、水火电力、声光、工商诸学,皆可见诸实事矣。”

虽然谭嗣同的设想很宏大,但算学馆初办时,规模仍然很小,第一期招生十六人,学制为三年。当时社会维新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谭嗣同虽然很关心算学馆的发展,但是时势使他昂然走向维新运动的最前头,在算学馆开办的第二年,谭嗣同参与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并在戊戌政变后英勇就义。随着谭嗣同的牺牲与维新变法的失败,算学馆基本上也停止了,然而其为维新思潮的普及也作出自身的贡献,正如唐才常所说:““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算学又萌芽之萌芽耳。”

谨以此文献给我心中的大哥与英雄谭嗣同。

君山草于二千零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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